时间:2016-12-19 08:00   来源:360

  王洪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紫光阁值班室。米士奇还告诉我一个重要的细节:1976年10月6日晚,王洪文在落入法网之前在干什么?

  “四人帮”落入法网后不久,米士奇写了一份揭发王洪文的材料

  1990年3月13日,我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信,信封上印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拆开一看,信很简短:

  叶永烈同志:

  您好!

  来信收到,文章亦拜读,谢谢您的好意。信中谈及您经常来京,要与我当面言事,我很是高兴。我的电话是××××××,欢迎您的到来。

  因前一段工作较忙,现又党员登记,您的信没能及时回复,请原谅。

  顺祝

  一切好!

  米士奇上

  1990年3月13日

  米士奇,在中南海工作的时候,大家都叫他“小米”。米士奇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位机要员,后来成为王洪文办公室工作人员。

  1976年10月6日晚上,中南海风云突变,“四人帮”落入法网。此后不久,米士奇写的一份揭发王洪文的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当时,这一中共中央文件成为各单位揭批“四人帮”的首要学习文件,米士奇顿时成为闻名全国的人物。正因为这样,我在采写长篇《“四人帮”兴亡》时,米士奇成为我必须采访的历史当事人。

  1990年7月15日,我在北京米士奇家中采访了他。我刚刚坐定,他就向我声明:“很多人称我是王洪文秘书,这不符合事实。我只是王洪文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不是秘书。”

  在采访他之前,我从中共中央1976年12月10日印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揭发材料,查到米士奇揭发王洪文的材料,全文如下:

  9月10日晚7点多钟,反党分子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让廖带我到中南海值班。廖祖康告诉我,王洪文说,中办秘书处就不来人了,就你一个人值班。廖还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个事,一是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解决不了,需要请求的问题,要及时请求,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我说,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吧。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按反党分子王洪文的黑“指示”,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了电话。

  米士奇

  1976年10月7日

  在同一文件中,还收入各地接到米士奇电话时的记录。例如,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办”)的长途电话,当即亲自作了记录:

  1976年9月12日上午10点多。

  中办:米思(士)奇电话。

  中央领导同志指示:

  主席治丧期发生重大问题及时报告。有重要问题不好解决及时请求。找米士奇同志联系。

  李瑞山接

  王洪文最终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王洪文企图通过两部电话掌控全局,把华国锋排除在一边

  我采访米士奇,话题就从这一中共中央文件切入。

  据米士奇告诉我,在毛泽东主席病重期间,是由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人轮流值班的。其中华国锋、张春桥一班,王洪文、汪东兴一班,24小时一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中国各地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翌日,王洪文意欲夺取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让秘书廖祖康带着米士奇进驻中南海紫光阁值班室。米士奇记得,他来到紫光阁,用那里的两部电话——一部红机、一部黑机(不是曾经传说的“17部电话机”),往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其中不包括上海和北京,因为廖祖康关照他,上海不用打,北京也不要打。

  也就是说,当时除北京、上海之外的各省、市、自治区,在毛泽东主席治丧期间发生重大问题,负责人都要用电话跟米士奇联系,而米士奇则随时向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报告。这样,王洪文就可以掌控全局,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排除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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