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12-21 08:00   来源:腾讯

1912年4月29日,参议院在北京象坊桥前资政院旧址举行开院仪式

民国以“共和”为立国精神,但不到两年,“共和”即成泡影,民国名存实亡。对此,后人有非常多的反思。旧派观点,多指责袁世凯“帝制自为”;新派观点,则多归咎于孙中山与革命党人之二次革命开启“武力政争”阀门。

这两种反思,其实都未切中要害。要理解民国未能向何处去,须要先理解民国其实从何处来。要理解民国从何处来,须先理解清廷为何而灭亡。因为清廷灭亡的原因,也正是民国诞生的原因。

清廷亡于“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间的利益斗争

太平天国之役,中央无力剿平,只得倚赖各省督抚自行募练之军队,兵权、财权、行政用人之权因之下移。稍后之洋务自强,中央能力所限,也多交由地方督抚筹办,督抚遂在轮船、钢铁、纺织、矿务、铁路等事务中与地方士绅合作,推行官督商办、官为民倡,结成利益共同体,地方绅权随之扩张。庚子之乱,中央之昏愦,更刺激了地方督抚抗旨运作“东南互保”。以上,乃是晚清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利益斗争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督抚权力虽一再扩张,但制度层面仍受制约,毕竟疆臣任免之权仍握于中央手中。曾国藩、李鸿章辈,都不能抗拒朝廷的调动。

清末新政开启了地方与中央之间利益斗争的第二阶段。中央的立场,乃是重建集权,试图以效仿日本维新为掩护,将督抚之权限削弱至与日本府县知事相当的程度,将各省军事财政大权悉数收归中央。1907年颁布的新官制,核心主旨即在于此。《钦定宪法大纲》亦将君权上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地方的立场,则希望通过支持立宪运动,建立代议政治,使自身权力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合法化。1907年,朝廷批准各省成立咨议局,使主张“自治”的地方督抚与士绅,有了与中央政府直接对垒的“合法机构”。1910年各省咨议局士绅串联掀起四次大规模的“请开国会运动”,背后均有地方督抚在支持。朝廷为离间咨议局士绅与地方督抚,曾一度悄然推翻了上谕中对咨议局“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既非监督机关,更非权力机关,而是牢骚机关)的限制,赋予其针对督抚的“议请更正之权”(监督权)。但朝廷重建集权、将地方人事及财权收归中央的做法,与地方士绅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如盛宣怀代表中央介入使得浙江铁路总理汤寿潜被革职,即引起浙江省咨议局的激烈对抗,陈情书明确认定“事关本省权利存废事件,应在咨议局权限之内”。这种排斥中央干涉地方事务的立场,恰与地方督抚同调。及至辛亥年,据张玉法统计,陕、晋、赣、浙、苏、桂、皖、闽、粤、鲁等10省咨议局,均担任了发动独立的主力角色。可以说,没有咨议局策动各省独立,即不会有辛亥革命的成功。

略言之,清廷实亡于新政、亡于咨议局、亡于地方督抚、亡于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

革命党、立宪派的政治理想,则依附于这一斗争而得到传播和认同。

以梁启超为例:戊戌年之前,梁氏痛心于随甲午之败而来的瓜分之祸,曾游说湖南巡抚陈宝箴“湘省自立”,以保存国家元气,并付诸实践——其参与创办之时务学堂专以“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南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湖南保卫局则被定性为“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清末新政期间,梁氏更成为各省咨议局最重要的理论导师之一,再三撰文鼓吹地方自治乃“文明政治”的象征;断言地方自治力强者则其民权必盛,否则必衰;且直接呼吁提高咨议局议事论事的权力,欲使其变成地方自治的核心机构。

督抚们为自身利益计,亦极愿意为梁启超等人的政治理念捧场。

直隶总督袁世凯最先试办地方自治。

1906年,袁曾尖锐批判过那种以民智未开为由担忧地方自治搞不起来的观点。

袁氏说道:

“自治制度较立宪政体尤为重要……民智虽甚幼稚,然不引其端,则亦终无大开之日;不行投票公举,则何以别于向来之村正;不限制投票权与被选权,何以屏从前把持武断之习?凡若此类始基甚难,或先定一议员资格,与地方官届期会议,注重宣讲、调查二事,以启发人民之政治思想而为将来措手之方。”

民国国会会场(写实画作)

袁世凯充分吸取清廷灭亡教训,杀死了“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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