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6-12-23 08:00   来源:界面

2016年8月,在奥地利群山环绕的Hintersteiner See(后石湖)景区门口,我和家人躲开炙热的阳光,到一家小卖铺买冰淇淋。亭子里的姑娘20出头,面无笑容。卖完冰淇淋,她一面清扫铺子外围,一面和留着厚八字胡的景区收费员聊天,一群带着幼儿园孩子的本地家庭加入了他们。一切看起来是个温暖和谐的邻里日常景象,直到他们互相道别:“Heil!”这个原意为“好运”的古英语单词,是纳粹党人独有的问候方式。他们开走的车子上,车牌号以88开头。8代表第8个字母,88就是HH——“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的缩写——新纳粹的暗号。

那一刻,我们瞬间被从天堂美景拉回现实。极右翼势力在奥地利居欧盟各国之首,4月,主张排外政策的自由党在总统大选的首轮投票中获得超过三分之一的选票,该党候选人诺贝特•霍弗(Norbert Hofer)差一点当选总统。自由党投票者中自然包括这些新纳粹选民,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决定以这些看似简单的符号,认同于20世纪最残暴的政权之一,为那个不仅屠杀犹太人,也屠杀残疾人、同性恋、吉普赛人和一切“纯种雅利安”之外的“劣等民族”的政权辩护,抹杀历史,对多样化的人群投以敌意和轻蔑,包括我们这些中国游客在内。当然,为自由党投票的人里或许还有其他不同主张的人,但他们选择的却都是向过去回退的道路。而奥地利并不是唯一一个向部落社会回转的西方国家。

2016年是个标志性的年份。6月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和11月9日的美国大选,标志着封闭社会的回潮已经淹没了今日世界。在英国,选民们被“夺回控制权”的口号吸引;在美国,他们则被特朗普“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召唤。支持这两个口号的所有宣传和许诺,都具备强烈的民粹主义、排外情绪和孤立主义的特征,也就是驱赶和限制外来移民、提高关税和从现有的安全或经济联盟中逐步退出或承担更少的责任。我们还没有提到其他欧洲国家以反移民主张获得越来越高支持率的各政党,从法国勒庞家族引领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到匈牙利的Jobbik,以及荷兰的荷兰自由党。

发生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两次投票是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的最大胜利。它们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因为它们竟然发生在启蒙运动、平权运动和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前两大运动从诞生之际,其主旨正是消除性别歧视、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些封闭社会的漫长传统,以期减少族群间冲突和谋求共赢发展。20世纪西方主流话语的共识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两场投票就如突如其来的巨响,宣称这个共识已不复存在。

这就是2016年世界给我们的礼物:向封闭社会倒退的号角四处吹响,以决裂,以分离,以颠覆的方式。上世纪60年代平权运动、反殖民主义、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形成的文明外壳,已经在它们的发源地决堤。

谁在愤怒?

从两次投票结果来看,两个对立阵营的支持者势均力敌:在英国,51.89%的英国人投票决定离开欧盟,48.11%的人坚守留欧阵营;在美国,如果按个人投票数计算,目前希拉里的票数其实高出特朗普近100万张,但因为美国总统选举采取选举人制,特朗普拿到了足以赢得大选的选举人票。若以投票人计算,在两个选举中,对立阵营的对峙都极为激烈,并且人数相当。

传统自由派媒体——从左倾的《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到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都试图了解那些渴望把国家带回“旧日黄金时代”的人是谁。不少主流媒体声称他们具有相似的特征:投票支持脱欧和支持特朗普的人中,以中年至老年白人男性为主,主要居住在小城市、乡镇或乡村,因为收入持续相对降低而对现状失望。也因为这些原因,这两次选举都被媒体称为“愤怒的白人老年男性”对建制的反抗。

《华盛顿邮报》在6月27日的一篇报道中显示了一个图表:富裕国家的工薪阶层在1988年到2008年之间,是相对收入增长最低的一群人,增速大约在1%和5%之间。而获益最大的则是占全球1%人口的顶级富豪,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这二者巨大的收入增速平均下来在10%到75%之间,有不少超过了35%。

试图理解这些选民的媒体,以一贯的同情描述了这样一副画面:在过去至少20多年里,这些曾经收入居于全球高位的富足工薪阶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地位在国内外都急剧下滑:国内贫富差距增大;工作流失到国外,让中国人越来越有钱,在西方购买一切奢侈品;愿意以更低薪水工作的移民又“抢走”了本土的工作,于是产生了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因为大多数人并不会去关注自身阶层危机的复杂原因,而只会对离自己最近的东西有感触,所以他们对于日益增强的大城市、全球化贸易和移民趋势,产生了持久的怨憎。

为了理解这些挫败感,无数媒体开始搜寻此类故事。《卫报》的一名撰稿人Mike Carter就访问了利物浦,描写了一篇英国前工业地区贫穷的失业工人将失业怪罪于移民的报道。而《哈佛商业评论》的Joan Williams描述了“工薪阶层”男性遭遇的男性自尊挫败感,以及对“不劳而获”的底层贫民的怨憎,后者包括相当高比例的移民和少数族裔。

学者们也试图理解这些“被抛弃的一半”。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教授Kathy Cramer曾在前两年穿越威斯康星州,了解农村地区选民的情感和选举的逻辑,写下《怨憎的政治》一书。她在访谈中发现,政治已经逐步变成了身份的象征。她采访的对象都对精英和城里人有极深的怨憎:感到居住在城市中的决策者没有询问、聆听和尊重他们的需求,而他们却不得不遵守决策者做出的规定;他们缴纳税收,却没有得到公平的公共资源作为回报;城市居住者成天坐在办公室里,而不是4点半就起床伐木、长期进行体力劳动,却得到更高的报酬……更糟糕的是,随着相对收入的减少,努力工作必能上升的美国梦破灭了。

是的,工薪阶层的生活艰辛,已经到了需要根本性变革的时候。但是且慢:这些是全部的真相吗?这真的是一场传统的社会下层对上层精英的经济革命吗?

如果深究投票数据,会发现任何单个因素的结论都是不准确的。

首先,和英国脱欧公投一样,美国大选的投票展现了选民近乎对半的分裂,地域和年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偏好,而不是收入。投票反对脱离欧盟的人,和支持希拉里、反对特朗普的人,他们也显示了相似的特征:以年轻人占绝大多数,以居住在沿海大城市或中型城市的人占大多数。收入垫底、占人口36%的社会最底层,真正的贫苦人民,有过半数支持希拉里,比特朗普要高出十几个百分点;收入中游、占人口55%的中产阶级,支持希拉里的也只比支持特朗普的低1-4个百分点;收入上游、占人口10%的高收入阶层,希拉里的支持者也只比特朗普低1-2个百分点。在特朗普的支持者里,白种男人占了绝大多数,但也有很多白人女性,后者主要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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