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7-01-10 08:00   来源:腾讯

在美苏角力的冷战时期,美国放任甚至某种程度上协助“秃鹰行动”的立场还是比较容易解释的:那就是利用一切手段打压左派,从而尽可能地削弱前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莱特利尔-墨菲特惨案

1976年9月21日的清晨,奥朗多·莱特列尔(Orlando Letelier)驾驶一辆白色轿车行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大街上。同车的除了奥朗多的秘书米切尔·墨菲特(Micheael Moffitt),还有秘书的妻子罗妮·墨菲特(Ronni Moffitt)。

在三年前,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当天,作为时任的国防部长,奥兰多成了阿连德政府中第一个被软禁的高官。政变之后数日,在美国国务院的要求下,他离开了被羁押的达森岛(Isla Dawson),并流亡到了华盛顿。

由于之前美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以及阿连德政府初期智利驻美大使的工作经历,奥朗多在美国的政商两界拥有极为广泛的人脉。在流亡华盛顿的日子里,这位被美国政界称作“最优雅的左派”很好地利用了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资源、以“人权问题”为突破口,不断地在参众两院中进行游说,要求美国政府削减甚至取消对皮诺切特政府的军事经济援助。虽然游说的实际效果不甚乐观,然而一些议员向国会提出的相关议案还是多多少少影响了皮诺切特政府在美国甚至国际上的声誉与形象,并直接导致了荷兰政府中止了对智利的投资计划。除游说工作之外,奥朗多还与流亡在古巴的原智利总统阿连德之女——比阿特丽斯·阿连德(Beatriz Allende)——暗中有着密切的往来,并一起筹划在海外建立智利流亡政府。可以说,这是一个让智利的独裁者十分头疼的角色。

上午九时许,当奥朗多的轿车行驶到谢里登交通环岛时,道路中央早已安装好的遥控炸弹如期爆炸了。奥朗多当场身亡。秘书米切尔因为身处后排而侥幸逃过一劫,而他的妻子则没有如此好运,炸弹的碎片划破了她的颈动脉与气管,她倒在了自己的血泊之中。智利历史学家皮特·科布伦(Peter Kornbluh)多年后评价这起事件说:“在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劫持飞机撞击五角大楼之前,莱特利尔-墨菲特谋杀案是在美国首都发生的最为无耻的国际恐怖主义事件。”

实际上,莱特利尔-墨菲特谋杀案只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拉美军事独裁政府统治下千百件惨案中的一起。在1964年到1976年间,拉美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相继地落入军事独裁者/集团之手。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南锥体国家的左派力量,以及对现任政府造成不利影响的政治异见分子,在智利情报局局长胡安·马努埃尔·孔特雷拉斯(Juan Manuel Contreras)的邀请下,一个集合了智利、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多国情报局成员的“秃鹰计划”最终成型。这一以数据情报交换为幌子的追捕暗杀合作机构,在短短的数年内不仅在拉美各国制造了多起令人震惊的惨剧,甚至还将这股腥风血雨带往了美国与遥远的欧洲大陆,莱特利尔-墨菲特惨案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

“秃鹰行动”的诞生

早在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之前,智利军队的四大分支就拥有各自独立的情报机构。政变成功后,考虑到当时依旧残存的大量左派,国内混乱不堪的局势以及邻国想借机侵犯领土的野心,1973年9月14日,皮诺切特以陆军的情报部门为基础,创建了“国家情报局”(Dirección de Inteligencia Nacional,简称DINA)。据档案记载,起初这一机构的成员总共为540人,成员大多来自陆军。作为皮诺切特的心腹之一,陆军上校胡安·马努埃尔·孔特雷拉斯被任命为该机构的最高领导人。据相关资料显示,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竭力否认自己与情报局的联系,但实际上自创建之日起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就一直与该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情报局的总部坐落在圣地亚哥贝尔格拉多大街上,毗邻智利外交部。虽然与外交部共用一扇大门,但总部的戒备十分森严,即便是内部工作员工,也必须假装成外交部的人员从一道联通的小门进去。这一机构主要的任务便是搜集智利左派以及其同情者的情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清除计划。皮诺切特政府试图通过这种暴力手段彻底清除智利左派,进而达到巩固军事独裁政权的目的。有鉴于此,在1998年皮诺切特最终被审判之时,西班牙法官就将国家情报局定义为“一个军事恐怖组织”。

自成立之日起,DINA就将打击的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原阿连德政府成员以及残存的“左派革命运动”(Movimiento de Izquierda Revolucionaria, MIR)成员。在1973到1974年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之间,被秘密逮捕关押或者杀害失踪的人数就有1万多名。不仅如此,这一镇压浪潮甚至波及到了一些左派的同情者。许多人被拷打致死,一些知名人士或者党派领袖的尸体被扔在街头示众,而更多人的尸体不知所踪。这一现象在智利之普遍,甚至催生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失踪者们”(Los Desaparecidos)。

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智利左派纷纷出逃。社会党和共产党中的少部分人前往巴黎、民主德国或是加拿大、美国;而大部分MIR和社会党成员则选择了贝隆在任的民主政府——阿根廷。

这些外逃出去的智利左派在异国他乡并没有停下反抗皮诺切特暴政的脚步。欧洲和北美的左派纷纷游说各国政府,揭露皮诺切特的暴行,要求他们通过议会撤销对智利的各类支援,甚至请求断绝与智利的外交关系。在这批人中,奥兰多·莱特里尔便是一个典型。与此同时,聚集在阿根廷的智利左派人士也不遑多让。他们与南锥体其他各国的游击队领导人聚集在一起,试图制造机会重新掀起拉美左派革命的高潮。

面对智利左派在境外展开的外交游击二合一的策略,皮诺切特政府很是恼火。一开始他称其为“鞋子里的石子”,虽然不会给军事政府带来致命的打击,但终究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麻烦。然而,1975年DINA对富恩德(Fuente)和桑杜切(Santuche)的成功抓捕使皮诺切特意识到了左派力量的壮大,这坚定了他铲除他们的决心。另外,由于当时军事政府内部除DINA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的情报部门,为了进一步加强其嫡系的实力并达到彻底掌控政府的目的,皮诺切特以及麾下的DINA也决心利用这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师出有名地建立一张布满整个南美的情报网络,从而进一步扩充自身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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